游杜甫草堂、看都江堰水利工程……连日来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马悦然挨个踏访当年在成都生活时的点点滴滴，回味当年的生活，找回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昨日，马悦然携妻子重游峨眉山。据悉，马悦然曾在峨眉山报国寺居住过7个月。

　　此次故地重游，马悦然显得很兴奋，一路上都在回忆当年在峨眉山报国寺与7个小僧人的趣闻。在峨眉山“一线天”景点前，他感慨道：“这里的景色太美了，与一峰画作中的‘一线天’一模一样。”据悉，至今马悦然家依然悬挂着吴一峰1949年赠送给他的画作《峨眉山“一线天”》，可见两人友谊之深厚。

　　虽然在报国寺内，马悦然已无从获知当年那7个小僧人的去向，但他还是欣喜地找到了自己当年居住的房间。除了地板进行过翻修外，房间内的陈设居然与50年前差别不大，这让马悦然连连称赞，最后还禁不住在房间里拍照留念。据悉，今日，马悦然将游览三星堆博物馆。

    “报国寺和尚是我的老师”
     故地重游，马悦然说，“我一直把这里当第二故乡”

“以前寺庙门口有一棵很大的黄桷树；这里曾经是一排水池，我们在这儿洗东西；这就是我住过的屋子，以前这些窗子都是用纸糊着的……”带着“另一种乡愁”，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昨日上午，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回到了曾经居住过7个多月的峨眉山报国寺。从下车开始，马悦然俨然成了一名导游。1948年秋天，获得美国“煤油大王”奖学金的马悦然到中国四川研究方言，他在报国寺一住就是7个多月。马悦然所著的《另一种乡愁》一书中，第一篇就是《报国寺》。在散文中，马悦然回忆了当初在这里和小和尚一起到水田里去摸黄鳝、没事就揣着几个咸鸭蛋和一包煮花生到附近乡村里去找人摆龙门阵等往事，“我刚到报国寺的时候，这里还从来没有来过外国人，寺里有几个八九岁的小和尚，刚开始很有些惧怕我。有时候我一个人在房间外喝酒，下面就有老师带着小学生来看外国人，说你看那个人眼睛是绿的……”昨日回到报国寺，马悦然十分兴奋，不停向身边的人回忆往事，“我刚来这里还不会说中国话，就拜这里的和尚为老师，学说中国话，同时研究方言。寺里还有一个果玲大师，他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可以背诵《左传》，他教我接触和赏析中国古代诗词，我从此开始对中国早期的诗歌感兴趣。报国寺的和尚是我的老师。”对于50多年前报国寺的一草一木，马悦然都记得清清楚楚。来到寺里的客房部，马悦然径直走进了10号房。“这就是我当年住过的地方，外面还有一个桌子。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桌子边喝酒，喝的是五加皮，那个味道真好！”马悦然透露说，当年他在寺里住了7个多月，所有的房费和餐费总共才25元。作为一个恋旧的人，马悦然还专门拜访了报国寺里已经90多岁的老和尚，一起历数当年同识的故人。“虽然我只在中国呆了两年时间，但我一直把这里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故地重游，马悦然颇为动情。今日，马悦然还将赴三星堆博物馆参观。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中国文学作品需好翻译
　　在诺贝尔文学奖18个评审中，只有马悦然一人是懂中文的汉学家。这一特殊身份，让他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83岁的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思维清晰而敏捷，屡有惊人之语。他坦言：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只颁发给一个人，得奖的作家并不意味着获得了文学上的世界冠军。同时他也为中国文学支招：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

　　关于诺贝尔

　　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世界冠军”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谈话的内容当然绕不开诺贝尔文学奖。“冰岛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却没有作家获得这个奖项，这是什么原因呢？”面对记者开门见山的提问，马悦然也不回避，直言：“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家，而不是给国家的。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得奖人并不是‘世界冠军’。”他说，选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评审们只是认为这个人写的东西是个很好的作品，就这样而已。现在世界上有好几千个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每年只能发一个。

　　关于中国作家

　　我翻译中文作品与诺贝尔无关

　　自从1990年退休后，马悦然便开始将众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为瑞典文，他十分推崇山西的李锐和曹乃谦两位作家的作品。很多人猜测，这两位作家将成为诺贝尔文学的热门人选。对此，马悦然进行了否认：“翻译中文作品是我的爱好，与奖项无关。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我的17个同事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当代作家中，除李锐、曹乃谦外，马悦然还翻译过王安忆、莫言、韩少功等人的作品。他说，莫言的作品其实非常不错，“要是再简洁一点，就完美了。”

　　记者留意到，马悦然在为读者签名时，用的都是英文。问及原因，马悦然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我的中文字犹如5岁孩子写的，不好意思写出来见人。”他说，一直以来他都在从事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直到4年前，才开始提笔以中文写作，推出了《另一种乡愁》文集后，他模仿莫言创作的中文微型小说集也将于明年发表。集子中将收录100篇他最新创作的微型小说。据悉，马悦然翻译瑞典文版的《道德经》也即将于明年2月出版。

　　支招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缺少好翻译

　　“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的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我，一个就是我的学生陈安娜。”马悦然表示，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或多或少因为翻译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被西方接受。他举例说，为迎合美国读者的需求，美国一位翻译家在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时，竟然将小说的最后一章进行修改，把悲剧结局完全颠覆。“这样的翻译，怎么能让读者了解到作家的真实水平？”

　　当提及成都本土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也被翻译成为瑞典文时，马悦然连连点头称，这是他的学生陈安娜翻译的。谈及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抨击“中国文学是垃圾”事件，马悦然挥挥手笑着说道：“这一定是个误会，顾彬研究了30年的中国文学，难道他会说自己30年来都在研究‘垃圾’。他其实也是在抨击中文翻译市场存在的弊端。”像想起了什么，原本轻言细语的马悦然突然提高声音，忿忿道：“有些人无聊得要命，中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不去翻译，偏偏把什么《上海宝贝》翻译给国外人看，真是不像话！”

　　关于成都

　　成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昨日，面对成都的记者，马悦然吐露了心声：“在成都生活的这段时间，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谈话时，他也乡音不改，“别客气”，“没得钱”等四川话是随时从他口中蹦出来。

　　“时间过得太快了。”他感慨道，他从1946年开始学习中文，老师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可信，他学习汉语的第一“课本”居然是《左传》。学习了两年古文后，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在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情况下，他只身来到了成都，几个月后，他的四川话已经说得很溜了。接着他又到乐山、峨眉山比较深入地研究当地的方言。他笑着说，刚到报国寺时，小僧人有一点怕他：“你看，洋人的鼻子好大哦！他眼睛是绿的，你看！”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外国人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吃小孩”，才把马悦然当成朋友。马悦然说，研究方言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比如在研究巴金《家》《春》《秋》时，他就发现巴金在文章的叙事部分用了普通话，而在对话部分则是用了地地道道的成都话。这些细小的发现对于研究文学有着重要作用。
        川音未改，另有一种乡愁
    绵绵冬雨，丝毫未削减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探寻蜀文化的兴致———他在中文写就的《另一种乡愁》里，有许多关于他在四川期间的故事和人物的描述，如今再次造访四川，正好可以一解乡愁。继3日重游峨眉山后，昨(4)日上午，马悦然在成都送仙桥为两个孙子买了一大把“狼毫”和临摹字帖后，又来到广汉三星堆，探询古蜀文化的神秘。

　　三星堆博物馆最精彩

　　已是第二次到三星堆博物馆参观的马悦然，兴致很高。青铜器、黄金权杖、玉璋、象牙、陶器……件件都让这位汉学家感兴趣，而钵、盆、碗、壶、瓶、罐等陶器，不论器皿造型，还是上面的各种刻画符号，马悦然认为与仰韶文化都有相似之处。

　　“三星堆文物上发现的刻画符号有400多种，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它们的基本规律。”当听到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耀辉介绍，马悦然表示：“如果能发现更多的文字就好了。”这位研究中国方言的汉学家，对文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83岁的马悦然，一生参观过很多的博物馆，他认为“三星堆是最精彩的博物馆”。

　　巴金方言运用得最好

　　参观完三星堆博物馆，漫步林荫小道，马悦然饶有兴趣地跟记者谈起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你啷个这么气人啰”这是重庆方言，是李锐小说里的对话；“我莫得钱得”这是成都方言，是巴金作品中的对话。“在文学作品中，方言运用得好有助于表达主题，吸引读者。”

　　1949年前后，马悦然先后在成都、重庆、乐山、峨眉山研究过方言，并由此结识了第一任妻子陈宁祖。正因为研究方言是他的专业，因此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对文学作品方言的运用很感兴趣。四川作家运用方言，他认为巴金是用得最好的。“你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就会发现，巴金在叙述部分用的是上世纪40年代的国语，对话部分用的是标准的成都话，这在中国文学中是很少见的。”

　　在瑞典家里时常说四川话

　　在川期间，记者听到他全部说的是汉语。“在家里的时候，老马也时常说四川话。”夫人陈文芬透露。他一路上不仅跟记者说成都话，还说重庆话、乐山话，还用乐山话跟记者说“客气”。

　　说起学汉语，老马总是不忘记提到他的老师、汉学家高本汉先生。他回忆，1946年他在阅读英、法、德文的《道德经》时，发现三种译本出入很大，就去拜访高本汉先生，问他哪一种译本更可靠，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三种译本都不可靠，唯一可靠的英文译本是我自己译的，还没有发表。”就是这句话，影响了马悦然的一生。

　　尽管马悦然是学汉学的，但1948年秋刚来川时，一句汉语都不会讲，更别说四川话了。“当时读报纸没办法，讲话也讲不出来。”1949年初，马悦然从成都坐公共汽车到峨眉山研究方言，在路上颠簸了5天，终于到达报国寺。他在峨眉山报国寺一住就是7个多月，发现同属乐山市的乐山和峨眉山两地的方言有很大的区别。“也许有人认为调查方言没有意思。其实通过方言调查，可以找到方言过去的发音系统。”

　　这次四川之行，他又带着“另一种乡愁”专程去了报国寺。(记者王向华）